北宋大相公 汴梁时月 第二百八十六章 送别（1/2）

    相府之中。

    晏殊看着王安石，自己想着确实是没什么印象，不过晏殊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知，其实王安石也是曾经建议过赵祯进行变法的，只不过皇帝当时没有当回事罢了。

    对于王安石来说，为什么宰相晏殊会让自己到汴梁城中来，而且将他请到相府相聚，他心中其实也是有些发懵的。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大政治家来说，王安石自然也是知道，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，所以，他一定要谨慎的面对这次晏殊的提问才好。

    一开始，晏殊也只不过是问了一些寻常的问题，比如王安石的家庭情况，身世背景，还有之前的当官经历等等。这当中，晏殊自然是提起了陆垚，这个在他面前极力夸奖王安石能力的家伙。

    本来，晏殊是想从侧面打听打听，这王安石和陆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陆垚又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王安石的存在的。

    然而，从王安石这里，晏殊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他从王安石脸上，看到了满脸震惊。王安石表示，若不是晏殊提起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陆垚这样一个人存在。

    晏殊心中犯起了嘀咕，按照王安石的年龄还有他的为人，认识就是认识，不认识就是不认识，在这方面他应该是不会说假话的。但是如果王安石真的不认识陆垚，那陆垚对他的举荐从何而来呢？

    既然王安石对陆垚完全不了解，这话题自然也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不过王安石这边，通过晏殊的叙述，他对陆垚倒是十分好奇。这位被叫做小陆大人的官员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消息的？他又为什么要把自己举荐给宰相呢？想到这里，王安石打算，去拜访一下陆垚。他这次来到汴梁，其实是暂时将手里的工作交给了下面的人去负责，告假来的。所以，他不能在汴梁呆太久，明天早上就要启程回去，不过，他打算今天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，去拜访一下这个将自己推荐给宰相的人。

    二人对于陆垚的话题聊不下去了，于是晏殊也就和王安石展开了新的话题，那便是，对于现在宋朝的局势，还有接下来如果自己是当权者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针。

    这问题可是问到王安石的心眼里去了。虽说这个时候的王安石，对变法的一系列政策还只是在萌芽之中，初见雏形，但是这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的。

    庆历新政失败后，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其实并没有得到丝毫缓和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，朝廷内外危机四伏，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，很快又高涨起来。

    嘉佑三年，王安石进京述职，作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，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，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，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，建议朝廷改革取士、重视人才，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。但没被仁宗采纳。

    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。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，消除弊病，克服统治危机，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。

    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，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，指出“治国之道，首先要效法先代，革新现有法度”，并勉励神宗效法尧、舜，简明法制。

    王安石认为：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，不在于开支过多，而在于生产过少；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，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，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。

    因此，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，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，是积极开源，而不是消极节流。

    王安石随后上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，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，认为“大有为之时，正在今日”。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，并要求其尽心辅佐。

    熙宁二年二月，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、确立法度，提议变法，神宗赞同。

    为指导变法的实施，便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统筹财政。

    同年四月，遣人察诸路农田、水利、赋役；七月，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；九月，立青苗法；十一月，颁农田水利条约。而后，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相继颁布募役法、保甲法，方田均税法，并改革科举制度。

    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，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。

    然而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，遭到保守派的反对。

    法令颁行不足一年，围绕变法，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，史称“新旧党争”。

    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，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，神宗打算同意，执政曾公亮、陈升之等乘机附和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，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。

    随后，王安石称病在家，继而请求辞官归隐。韩绛等规劝，神宗挽留王安石，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，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，心怀天下。

    熙宁四年，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，出现自断手腕现象，知府韩维报告朝廷，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，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，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。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。

    熙宁七年春，天大旱，久不雨，朝内外守旧势力以“天变”为借口，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；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、民心不稳，神宗忧形于色，寝食不安。

    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《流民图》以告急文件特进。神宗反复观图，竟夕不眠，认为“天变”不是小事，是因人事不修所致。

    司马光又上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》，随着改革深入，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。同年四月，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“王安石乱天下”。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，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，使变法遭受重挫。熙宁八年，王安石再次拜相，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，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、宋神宗的动摇，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。

    元丰八年，宋神宗去世。

    宋哲宗即位初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起用司马光为宰相，新法几乎全被废掉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    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，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增强对外防御，对内弹压的能力，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。

    从新法次第实施，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，其间将近十五年。在这十五年中，每项新法在推行后，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，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，“富国强兵”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。

    保甲法的推行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，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，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，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；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；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，加强了军队战斗力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，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；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，质量也有所改善。变法的强兵措施，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。

    北宋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在王安石指挥下，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，收复河、洮、岷等五州，拓地两千余里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，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，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。

    然而，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，从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。

    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，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，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，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、运销，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，变法导致国富民贫，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“去重敛、宽农民、国用可足、民财不匮”是大相径庭的，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。